近日本港捲起的一股議事堂「粗口」熱，被庸官與政棍連環發功讓其升溫。此中最無聊者，當數積極為下屆特首鋪路的梁振英。
梁振英向傳媒大放厥詞，意謂社會花大量精力於定義及討論粗口，只會造成內耗及分化。對於他所提到「大量精力」、「造成內耗及分化」等說話，看後不禁要問，梁生是否剛從火星回流？他對香港的近況到底有多少認識？
「大量精力」是否對事件正確的描述，想必要先理解那件事情是甚麼？又精力從何而來？再精力是否大量？
如前所述，香港議事堂最近出現不少「粗言穢語」，而事實上確實如此。無論是否認同那些屬粗言穢語，也不能否定其為粗言穢語。這裡的問題不在於那些是否粗口或粗言穢語，而是就那個場合用上該等語言是否合適？
不能否認的是，特區首長（曾蔭權）、政府官員（唐英年）與及社民連三位議員（梁國雄、黃毓民及陳偉業），皆曾於不同時間、同一空間用上「粗言穢語」。那麼要問的是，當主要議會角色皆應用「粗言穢語」，是否說明「粗言穢語」在議事堂屬合理及合度？
固然，社會一般認為粗言穢語不該應用於普遍場合，但並沒有認定為不適用於任何場合，此中反映於社會各界在特定場所對粗言穢語的容忍或接受。
但不要忘記的是，維持社會秩序的先決是法律與規定，道德次之，這是一般社會學的共識，目的是以客觀的條文，代替主觀的判斷。假如沒有法律或規定作依歸，道德判斷的行使還是要被看成是最後手段，而採用與否則取決於非行使時對社會造成的影響，與及行使後社會要付出的代價。
應用「粗言穢語」在議事堂上若屬不合符尺度，並將為社會帶來嚴重破壞，則曾經在那場合說過這些語言的人，務必要為其所出言語道歉，向社會作出道德上的交代。。
問題卻是，涉嫌應用「粗言穢語」的官員，反過來發起圍剿其他議員在議事堂上「粗言穢語」，這不正是賊喊捉賊的最佳典範？換個角度，這是否代表政府有特權於議事堂上應用「粗言穢語」？
坊間有些喜愛批判「黑白論」的人，把矛頭放在「不支持議員使用粗言穢語，並不代表支持政府官員使用粗言穢語」，作為對議事堂上使用「粗言穢語」的評價。可是，他們卻為「使用粗言穢語即屬不雅」的既定道德立場所限制，無法就事件提出真正的疑問以至判決，造成有心人士藉機把事件的焦點別置，將真正的問題抹去，而換上不是問題的問題去混淆公眾視聽。那麼，梁振英的發言，是否為針對政府的語言特權而說？抑或是有著較其表述更深或完全另外的意義？
捫心自問，涉及議事堂裡發生的所謂「粗言穢語」事情，公眾到底有多關心？要是真的對立法會議題非常關心，又怎會對內裡的「粗言穢語」那麼著力關注？
故此，梁振英以「大量精力」作形容，其實一般人從字眼上是難以理解的！
所以，因「大量精力」而得出的「造成內耗及分化」結論，就更顯得乏力非常。所謂「內耗」，只能涉及議會卻非對社會而言。因為，現在的情況已清楚說明，受到滋擾的主要是立法會內成員，而非公眾。
至於「分化」，社會上因政府施政失誤，總比立法會內「粗言穢語」所引起的分化力量來得強大。最少，因為政府在執行與協調政策上生出的貧富懸殊、在業與失業、大學生畢業、老人、醫療等等事項上的矛盾，已足夠令全港市民頭痛。對重要問題所產生的社會分化還來不及應對，那麼，幾句「粗言穢語」又算甚麼「分化」？
孟子見梁惠王篇有云；樂歲終身苦。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。奚暇治禮義哉。
社會已陷破裂邊緣，為甚麼一眾高官議員，還為談禮義而樂此不疲？
